诗，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文体，一种逐渐消逝的文体。但其实，无论古代，近代或先代，诗从未远离丝毫，仅因我们仍懂得去生活，而生活在，诗一直都在。

诗，就是生活中的诗。

没有什么诗是架空于其诗人经历乃至时代背景之上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南宋与北宋的诗风就出现了极大的反差。北宋诗人多喜咏雪月风花，究其根本，是建立其生活富足安康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上的。我一直是坚信着成为一个能够发现生活中美丽并赋诗吟唱赞颂的人的前提是他得生活得像个人。而太平盛世正是给了那些才子品位生活的时间与机会，用华丽的辞藻去赞颂着造化神韵或是江南春色。南宋诗人则多是放弃了这种浮华的文风，显得壮烈且悲凉。“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靖康之耻尤在眼前，而中原政府面对外寇却是一退再退。在这般动荡不安的岁月中，沉寂在文人骨子中的气节与血性终于在生活的压迫下爆发于纸笔之间。因为这早已不是“肉食者谋之”的“亡国”，这是“匹夫有责”的“亡天下”啊！正所谓“诗是由情感决定的，情感是由生活决定的，生活是由时代背景决定的”的逻辑链也至此浮于水面。诗是性灵的吟咏，是“志”的抒发，是内心的呼告。没有生活，就没有诗。

生活，是诗意的生活。

众所周知，读诗品诗，精要之处亦非是那内容措辞，而是那一股寄寓着情感的诗意。诗之所以经久不衰，更多的是因其用诗意观察生活的独到的角度。“世间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能发现美的眼睛。”诗意就是诗人看世界的眼睛。山水田园诗想必诸位亦是有所耳闻，其非是拘泥于险峰秀水、壮阔河山，其中最为杰出的反倒是那一首首类似于描绘极为普通农家景象的田园诗。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想必大家都是有所耳闻，其全诗无外乎记述了一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日常之事，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样毫无见微知著之点的题材说得难听点就是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孟浩然却是将其生活化，通俗化，以最朴素的语言描绘了最平凡的生活，语言、角度、内容融会贯通，成就了一篇流芳千古的诗篇。由此可见，平凡的生活不意味着乏味，它更像是等待着诗意为其抹去那一抹凡性，返璞归真，随心随性的白描亦是大巧不工。生活之所以能称之为生活，恐怕是因为它是有诗意的生活，等待着发掘，等待着来自诗人内心诗意的共响。失去了诗意的生活还能称之为生活吗，我看仅能呼之生存吧。

诗与生活，生活与诗，正是体现着我们的思考与抉择。美终究是主观的，无法言语的美灵活地寄宿于生活中的处处时空，但很巧，诗是介乎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恰是一座桥梁，连接着这个世界的一体两面。桥梁定不止这一座，但这一座一定是我们炎黄子孙用的最长久，走得最习惯的那一座。